管仲法治思想的形成背景可归纳为以下三点：

一、西周礼制的衰落与制度真空

西周初期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善的礼制体系，但到了春秋时期，随着周王室衰微，礼制逐渐失去效力。诸侯国为争夺霸权，开始突破原有礼制束缚，导致社会秩序混乱。例如，诸侯间频繁战争、卿大夫权力膨胀等现象，暴露了礼制无法适应新兴社会需求的缺陷。

二、春秋诸侯争霸的实践需求

春秋时期，诸侯为巩固统治、实现富国强兵，急需有效的治理手段。管仲在辅佐齐桓公称霸过程中，提出“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主张“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将法律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准则。这种思想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突破了西周“礼治”时代“刑不可知”的局限，为法治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实践基础。

三、管仲个人改革与思想体系构建

管仲在继承西周旧法的基础上，结合齐国实际情况，推行“礼法并用”政策。他既保留了西周礼制中的伦理规范，又创立了以刑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例如“三其国而，五其鄙”的军事管制制度，将全国纳入国君绝对统治之下。其思想体系涵盖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四个环节，强调法令的公开性和普遍适用性，被后世尊为法家鼻祖。

综上，管仲法治思想的形成是西周礼制衰落与春秋争霸背景下，结合实践需求逐步形成的系统理论，对后世中国法治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