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丁的语言主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提炼新的民族语言：

但丁主张在各地俗语基础上提炼出新的民族语言。他提出了四条标准，即“光辉的、基本的、宫廷的和法庭的”。

《论俗语》中的语言哲学：

在《论俗语》中，但丁提出了一种类似的语言哲学，认为各民族语言能够拥有像文言（古典拉丁语）一样的规则体系。他强调，虽然婴儿在起初解语时“没有受到任何系统训练的”，但这并不妨碍俗语在未来能够发展出像拉丁语一样优雅高贵的书面用语。

辩证看待拉丁语和俗语：

但丁辩证地看待拉丁语的优点和缺点，认为拉丁语虽然过分规范化，但仍有其优点可以借鉴到建立意大利民族语言的方案中。同时，他也辩证地看待俗语，认为俗语的优点在于本色、自然、易学，但为了建立统一的民族语言，各地的俗语必须经过筛选和规范化。

“四义说”：

但丁提出了关于文学语言的“四义说”，即《圣经》的语言有四种含义：字面义、譬喻义、道德义和寓言义。这一理论体现了他对语言深层次含义的深刻理解。

语言与诗的内在关系：

但丁认为语言与诗的内在关系是诗学的一个重要课题，诗歌的源泉和本质是爱的启悟与运动。他提出语言和诗的爱欲运动可以划分为由上而下的爱欲运动和由下而上的爱欲运动，并在《神曲》中内在地关联起来。

综上所述，但丁的语言主张强调语言的规范性、民族性、深刻性和艺术性，他的这些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