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与法作为中国传统治国理政的核心要素，其本质区别与互补关系可概括如下：

一、作用层面差异

礼的作用

侧重 事前教化，通过社会公认的礼仪规范引导人们自觉遵守行为准则。例如《唐律疏议》所言“德礼为政教之本”，强调通过教化使人心向善，形成内在的道德自觉。这种教化作用基于传统习俗和伦理观念，依靠社会舆论和个体内心信念维持。

法的作用

侧重 事后约束，通过国家强制力对违法行为进行惩罚，以维护社会秩序。法律具有明确的行为边界和制裁机制，如《唐律疏议》将刑罚视为“为善去恶”的必要手段。

二、规范性质差异

礼：

属于 柔性规范，通过教化、传统习俗和伦理内化形成，强调个体主动遵守。

法：属于 刚性规范，依赖国家权力和法律条文强制执行，具有明确的权利义务界定。

三、维持力量差异

礼：依靠 传统与教化，形成社会成员的敬畏感和自主遵守的意识。

法：依靠 国家权力，通过执法、司法等机构保障实施。

四、文化背景差异

礼：源于中国古代儒家思想，强调“仁”“礼”的伦理基础，与“天人合一”哲学观相融合。

法：更强调理性、平等和契约精神，与西方启蒙运动后的法治理念有共通之处。

五、互补关系

礼与法并非对立，而是相辅相成。礼通过教化弥补法律难以覆盖的道德领域，法律则通过强制力维护礼制的基本框架。例如，在《唐律疏议》中，法律条文常引用礼制作为量刑依据，体现了“礼法结合”的治国理念。

综上，礼与法的差异源于文化背景和功能定位的不同，但共同目标都是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和谐。现代社会治理中，二者仍需结合使用，发挥各自优势。